文庆支书直接去找了所长，说：“张天成是我们村的小孩，小孩子顽皮打了架，请你们高抬贵手，能不能关照点，让孩子先回去上课？”。
派出所长见文庆支书亲自登门求情，他就变得客气了起来，毕竟派出所有些工作，也要依靠基层组织。
他说：“嗨，没多大事，我们叫他过来问一问，人家对方报警了，我们必须走这个流程。”。
我父亲的目光看向我，我知道他眼神里是在问我“儿子，你挨打了没？”。
我有意识地转了一个身，让父亲看到我完好无损。
“所长，如果您这里问完了，我能不能把天成带走呢？怕是耽误小孩子学习啊！”文庆支书直奔主题说。
所长略作沉吟，然后说：“这么办吧，我一会儿把对方家长叫过来，你们一起谈一谈，能一次性解决，那是最理想的。”。
他有意岔开了文庆支书的话题，就是说现在还不能带我走。
父亲满脸无奈，他很着急的样子，问：“所长，能不能现在就叫对方过来谈啊，小孩子还没有吃饭呢！”。
所长白了我父亲一眼说：“我们办案是有安排的，不能你说咋办就咋办，如果怕小孩子饿，你可以给他买点吃的，这个我不反对。”。
父亲只能无语，他不敢再说啥了，文庆支书一看，所长把话说到这了，也就不好意思在求他了。
我看着父亲和文庆离开了，过了一会儿，我父亲又给我买了些吃的喝的。
他坐在那里，看着我吃喝完，他把我吃饭的现场清理了一下，然后暂时离开了。
我看着父亲落寞的背影，心里也有些难过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，为了儿女，我的父亲肯定没少求人。
下午三点，桑大夫来到了派出所，大家一起坐到了调解室里。
在上午办案的两位警察主持下，开始进行案件调解。
开始的时候，双方还比较克制，桑大夫死咬着“我儿子鼻梁骨骨折了，这是伤害，你们必须赔偿，公安这边必须严肃处理。”。
同作为医生的父亲，并未听她信口开河，而是质问：“桑大夫，您说鼻梁骨骨折了，有没有检查鉴定报告？这是需要证据支撑的，不能你说骨折就骨折了。”。
这句话就好像捅在了桑大夫的肺管子上，她跳起来开始大闹，彻底撕去了伪装，没有了一点文化人的斯文。
“我是医生，我说骨折就骨折了，这不用啥狗屁鉴定报告，张永胜，我告诉你，这次花钱少了，你过不了我这关。”。
前期还在说家里不缺钱，现在就开始狮子大开口，把话题引向了钱。
这时，主持调解的警察也开口，说：“桑大夫，鼻梁骨骨折是需要法医鉴定的，不行，把你儿子带到县医院，让法医给出个鉴定报告吧？”。
“去不了县医院，我儿子晕车，半路上有个好歹，这个怎么算？”桑大夫根本就不往正路上说。
我父亲再次开口说：“既然您谈到了钱，我想听一听您想要多少钱呢？”。
“治疗费和精神损害赔偿共计一万块钱，你给一万块钱这事就算过去了，公安爱咋处理咋处理，我不干涉了。”桑大夫开始狮子大开口了。
我心想，你个臭娘们，咋不拿着尖刀子到大街上去抢呢？
桑大夫提出的赔偿额太高，我父亲一时无语。
“桑大夫，如果您拿不出法医鉴定，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打架，您要一万块钱，是不是有点多了啊？”年长的警察开口说了一句。
“我这还少要了呢，他必须赔一万块钱，要不这事就不算完。”桑大夫继续死咬一万块钱。
调解陷入了僵局，调解室里的人都沉默不语了，年长的警察离开座位，出去了。